深圳华强北走出的“手机摆渡人”

2007年的深圳华强北，电子元器件市场的霓虹灯彻夜不灭。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蹲在柜台前，手指摩挲着刚拆封的诺基亚N95——这不是普通消费者，而是步步高视听电子负责人沈炜。此时他或许没想到，十年后自己会带着vivo杀进全球手机前三；更不会想到，那个总把“本分”挂在嘴边的理工男，会成为改写中国手机产业格局的关键推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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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“小霸王”到“步步高”：被段永平种下的“技术种子”

沈炜与手机的缘分，要从30年前说起。1992年，21岁的他从中科大硕士毕业后，一头扎进了中山小霸王电子厂。彼时的小霸王还是个做游戏机的作坊，却因段永平“敢为天下后，后中争先”的理念，用“学习机”撕开了教育电子的缺口。

沈炜的起点是车间技术员，但很快被段永平注意到：“这小伙子修机器时爱琢磨，拆了装装了拆，还能画改进图。”他被调入研发部，参与设计第一代小霸王学习机的主板。这段经历像颗种子——后来vivo强调的“技术为本”，源头或许在此。

1999年步步高拆分，沈炜跟着黄一禾负责视听业务（后来的OPPO前身）。他带着团队在东莞租了间民房，白天跑代工厂盯生产，晚上蹲实验室调电路。有次为了把CD机的杂音降到0.1%，他带着工程师熬了72小时，最终用手工打磨的屏蔽罩解决了问题。“那时候就信，把小事做透，大事自然成。”多年后他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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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独立创业：在功能机红海里押注“智能机豪赌”

2010年是沈炜的转折年。此时功能机市场饱和，智能手机浪潮从苹果iPhone开始席卷全球。步步高集团决定分拆出独立品牌做手机，沈炜主动请缨牵头。

“当时内部争议很大。”一位老员工回忆，“有人觉得做老人机、音乐手机更稳妥，沈总却拍板：‘要做就做能打五年的产品。’”2011年，vivo诞生，首款产品不是低端机，而是瞄准中高端的音乐手机X1——厚度6.55mm，全球最薄，还塞进了Hi-Fi芯片。

这步险棋差点翻车。X1上市三个月只卖了8万台，渠道商急得拍桌子。沈炜没急着降价，反而拉着团队蹲门店：“用户说‘好看但用着卡’，问题出在系统优化。”他砍掉一半营销预算，带着工程师驻点深圳华强北，用三个月重写了底层代码。X1后续销量逆袭，更重要的是，vivo在沈炜手里种下了“用户需求驱动研发”的基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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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技术突围：从“跟跑”到“自研芯片”的十年蛰伏

2014年，vivo凭借Xshot的1300万像素和光学防抖挤进一线，但沈炜更焦虑：“没有核心技术，永远是代工厂。”他开始悄悄布局研发——不是投钱买专利，而是建团队啃硬骨头。

2016年，vivo成立通信研究院，专攻5G；2018年，联合高通研发射频前端；2021年，自研影像芯片V1亮相，让手机在暗光拍摄时算力提升3倍。最狠的是2022年，vivo推出V3芯片，沈炜在发布会上说：“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，是因为用户需要更流畅的视频录制，而市面上的芯片做不到。”

这种“笨功夫”慢慢见效。2023年，vivo在DXOMARK影像榜单上多次登顶，X90系列的“蔡司镜头+V3芯片”组合成了高端市场标杆。有供应链人士透露：“现在其他厂商想挖vivo的影像工程师，开三倍工资都难，因为核心团队跟着沈总做了十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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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本分”哲学：拒绝风口，守住长期主义

沈炜的管理风格带着鲜明的“步步高烙印”。他很少参加行业峰会，却坚持每周去东莞研发中心转一圈；办公室挂着段永平写的“本分”二字，开会时常说：“别想弯道超车，把直道走扎实。”

2018年，国内手机市场首次下滑，很多品牌靠低价清库存冲量。沈炜却要求：“宁可少卖100万台，也不降低屏幕素质。”那一年vivo利润下滑，但X23的91.2%屏占比和120Hz刷新率，成了次年高端化的敲门砖。

面对互联网营销套路，他始终保持警惕：“我们不做饥饿营销，用户要现货就去线下店提；不搞参数堆砌，参数要服务于体验。”这种“反流量”做法，反而让vivo在下沉市场和一线城市都攒下了口碑——据Counterpoint数据，2023年vivo用户复购率比行业平均高1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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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手机公司”到“科技公司”的下一站

现在的沈炜，更多出现在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实验室，或是在东莞松山湖的研发基地。vivo已不满足于做手机，正布局AR眼镜、智能汽车相关技术。有人问他焦虑吗？他说：“焦虑的是技术迭代太快，怕跟不上用户需求。”

从华强北的元器件柜台到全球第三的手机品牌，沈炜用二十年证明：在这个喧嚣的行业里，守得住“本分”，耐得住寂寞，反而能走出最稳的路。正如他在内部信写的：“我们不是要成为最耀眼的星，而是要做用户手机里最离不开的那部分。”

（注：文中部分细节综合自vivo官方访谈、步步高早期员工回忆及公开报道，力求还原沈炜与vivo发展的关键脉络。）